我叫陈桂芳，今年五十九，在省城做了五年保姆。街坊邻居总开玩笑，说“桂芳，你比上班的还忙，档期都排到明年了”。这话不假，我这五年，在四个老人家里待过，最短八个月，最长两年。伺候的都是老头，最小的六十八，最大的八十二。
最开始干这行，是没办法。老伴走得早，儿子在深圳安了家，开销大，我帮不上忙，也不能拖后腿。五十出头下岗，在超市、饭店都干过，累，钱还少。后来同乡姐妹介绍，说当保姆，伺候老人，工资高，还管住。我想想，行，反正一个人，去哪儿不是家。
可干了五年，我才慢慢咂摸出味儿来。那些雇我们这些“女保姆”的老头，他们要的，可不止是做饭打扫那么简单。
第一本日记：老周，他怕“没声儿”
老周是我第一个雇主，七十岁，退休工程师。老伴走了三年，儿子在国外。家里三室两厅，空得能听见回声。
面试时，他很客气，戴副老花镜，把我证件看了又看，问：“会做上海菜吗？我老伴是上海人，以前她常做。”
“会一点，可以学。”
“爱干净吗？”
“爱。”
“话多吗？”
我愣了愣：“不多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说。”
他点点头：“就你了。试用期一个月，工资三千五，做得好再加。”
活儿不重。早上七点做早饭，他爱喝粥，小菜要三四样。中午两菜一汤，晚上清淡。每天拖一次地，衣服机洗。他话很少，大部分时间在书房看书，看报纸，或者对着电脑下棋。
唯一的要求是，电视机得开着。不管看不看，客厅那台大电视，从早开到晚。新闻，电视剧，广告，唱戏...声音不大，但必须有。有一次我打扫时顺手关了，他午睡醒来，从卧室出来，站在客厅愣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有点慌地问我：“小陈，电视坏了？”
“没坏，我关了。”
“开着吧，”他坐进沙发，拿起遥控器，“开着，有点动静。”
后来我明白了，他不是爱看电视，是怕“没声儿”。这么大的房子，就他一个人喘气，太静了，静得让人心慌。电视里的声音，不管是哭是笑是吵是闹，是活的，是热乎的，能填满那些空荡荡的角落。
他常在书房，一坐半天。有次我送茶进去，看见他对着书桌上老伴的照片发呆。照片里的老太太，烫着时髦的卷发，笑得很甜。
“周老师，茶。”
“哦，好，放这儿。”他回过神来，推推眼镜，“小陈，你...怕一个人待着吗？”
“有时候怕。不过忙起来就忘了。”
“是啊，忙起来好。”他叹了口气，“人老了，就怕闲，一闲，就东想西想。”
我在他家干了两年，直到他儿子把他接去国外。走之前，他多给了我一个月工资，说：“小陈，谢谢你。这两年，家里有点人气了。”
我知道，他谢的不是我地拖得多干净，饭做得多好吃。是谢我每天在屋子里走动的声音，是谢我偶尔跟他搭的几句话，是谢我这个“活人”，让这个家，没那么像一座精致的坟墓。
第二本日记：老吴，他要“被需要”
老吴七十五，退伍军人，脾气倔，身体硬朗。老伴在，但老年痴呆，认不得人，整天坐在轮椅上看窗外。
他雇我，主要是帮他照顾老伴。吴阿姨清醒时是个体面人，糊涂了就像个孩子，要哄，要喂饭，要换洗。老吴自己也能做，但吃力，而且他好像...不愿意亲手做那些琐碎的事。
“小陈，你给她擦擦身子，轻点。”
“小陈，把这粥吹凉了喂她。”
“小陈，推她出去晒晒太阳。”
他指挥，我干活。他就在旁边看着，背着手，腰板挺直，像个监督的官。只有吴阿姨闹脾气，谁都哄不好的时候，他才会走过来，蹲在轮椅前，握着她的手，用我从没听过的温柔声音说：“秀英，听话，我是老吴。把饭吃了，乖。”
吴阿姨浑浊的眼睛，有时候会定定地看着他，然后，慢慢地，张开嘴。
老吴对我要求很严。毛巾要消毒，饭菜要软烂，晒太阳不能超过半小时。有一次我推吴阿姨回来晚了十分钟，他站在门口，脸黑得像锅底。
“时间观念！军人最讲时间！下不为例！”
我赶紧认错。后来我发现，他不是针对我，是他需要用这些“规矩”，来维持这个家的秩序，来确认自己还是“指挥官”，还能掌控些什么。当老伴不再认识他，当自己一天天老去，这种“掌控感”，大概是他最后的尊严。
他需要我，不是需要我这个人，是需要一个能执行他命令、帮他维持“正常生活”的“兵”。在我一丝不苟地完成那些琐事时，他能感觉到，这个家还在运转，他还是有用的，还是“被需要”的。
我在他家干了一年，吴阿姨走了。很平静，在睡梦中。处理完后事，老吴给了我一个厚厚的红包。
“小陈，你是个好兵。”他说，声音有点哑，“以后...好好的。”
他关上了门。我知道，他的“战场”没了，以后，他得一个人，面对真正的，没有敌人的，漫长的晚年了。
第三本日记：老郑，他找“老伴的影子”
老郑最特别，六十八岁，退休老师，文质彬彬。老伴走了五年，他一个人住。家里一尘不染，书多得吓人。
他雇我，工资给得高，四千五，活儿却不多。一天就做两顿饭，打扫一下书房和客厅。他自己的卧室，从来不让我进。
“小陈，你不用太忙，累了就歇着。看看电视，看看书，都行。”他说话总是慢条斯理，很客气。
但很快，我发现不对劲。他总爱跟我聊天，天南海北，文学历史，什么都聊。开始我应和着，后来觉得累，我一个保姆，懂什么《红楼梦》的隐喻，什么唐诗宋词的平仄？
直到有一天，他在书房写字，让我帮他磨墨。我磨着磨着，他忽然说：“以前，都是我老伴帮我磨。她磨的墨，又匀又亮。”
我没吭声。
“她也是个爱干净的，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。也爱看书，我俩经常为书里的人物争得面红耳赤...”他眼神飘向窗外，像在看很远的地方。
我明白了。他不是在跟我聊天，是在跟记忆里的“老伴”聊天。我不是陈桂芳，我是他投射“亡妻影子”的一个对象。我干活利索，像他老伴。我安静，像他老伴。我甚至年纪都差不多。
他在我身上，找熟悉的影子，找过去生活的气息。和我说话，就像和老伴对话。看我干活，就像看老伴还在操持这个家。这是一种深切的怀念，也是一种残忍的自我欺骗。
我在他家干了八个月。最后是他女儿从国外回来，发现了这种微妙的关系，委婉地把我辞了。走的时候，老郑送我到门口，递给我一本诗集。
“小陈，谢谢你这段日子的陪伴。这本诗集，送给你。有空...可以看看。”
我收了，但没看。我知道，他想送给的，不是我，是那个“影子”。
第四本日记：老赵，他怕“死得没人知道”
老赵八十二，独居，子女都在外地。身体很糟，高血压，糖尿病，心脏病，一堆毛病。雇我，就一个要求：住家，二十四小时在。
活儿不多，主要是盯着他吃药，按时测血压血糖，有事打120。他睡得早，起得晚，大部分时间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或者睡觉。
他很少说话，但耳朵特别灵。我稍微走远点，他就会喊：“小陈？小陈你在吗？”
“在呢，赵叔，我在厨房。”
“哦，在就行。”
他需要确认屋里有人。不是需要人伺候，是需要有人知道他活着，知道他今天血压高了，知道他一口气没上来。他怕自己哪天突然死了，烂在家里，都没人知道。
有一次他半夜胸口闷，按了床头的铃。我冲进去，他脸色发白，指着胸口说不出话。我赶紧拿药，打120。救护车上，他紧紧抓着我的手，手冰凉，一直在抖。
“小陈...别松手...”他声音很弱。
“我不松，赵叔，抓着呢，没事。”
到了医院，抢救过来。他子女赶回来，守了两天，又走了。出院回家，他看着我，说：“这次，多亏你了。这条老命，是你捡回来的。”
我说：“应该的，赵叔。”
其实我想说，赵叔，我不是捡回你的命，我是你花钱买的一份“保险”，一个“守夜人”。确保你在最后关头，不是孤零零地面对死亡。
我在他家干到现在，一年多了。他越来越依赖我，有时像个孩子。我知道，我买的不仅是他的三餐和卫生，是他在生命最后阶段，那点可怜的、用钱能买到的“安全感”。
现在的我
五年，四个老头，四本不一样的“老年日记”。
外人看，觉得这些老头“不正经”，“老不羞”，找个女保姆，心思不纯。以前我也这么想，心里提着防。
可现在我知道了，他们找的，哪里是“女人”。
老周找的，是“声音”，是活气。
老吴找的，是“秩序”，是掌控感。
老郑找的，是“影子”，是念想。
老赵找的，是“保险”，是有人在场的证明。
他们要的，是一个能打破老年寂静的活物，一个能证明自己还有用的坐标，一个能寄托回忆的载体，一个能对抗死亡孤独的见证者。
而我们这些女保姆，恰好符合条件——便宜（相比养老院），听话，有基本护理能力，而且，是“女的”。女性天生被赋予的照顾者角色，让这份雇佣关系，蒙上了一层似是而非的“温情”面纱，让赤裸裸的金钱交易，看起来没那么冷。
我也累了。准备干完今年，就回老家。儿子说接我去深圳，我不想去，怕添乱。用这五年攒的钱，在县城买个小房子，自己过。
这五年，我伺候了别人的晚年，也看清了自己的晚年。人啊，老了，钱、房子、子女，都可能靠不住。最能靠的，是自己有个好身体，有个清醒的脑子，有个能承受孤独的硬心肠。
至于那些老头，我不同情，也不鄙视。都是被时光逼到角落里的可怜人，用各自的方式，挣扎着，想抓住一点活着的实感。
而我们，只是他们花钱租来的，一段有温度的，会喘气的，背景音。合同到期，各自散场。他们继续他们的孤独，我们继续我们的生活。
只是夜深人静时，我偶尔会想起老周家的电视声，老吴挺直的背影，老郑飘忽的眼神，老赵冰凉的手。然后庆幸，我还有力气，为自己挣一个，不用去别人家当“背景音”的晚年。
这就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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